2024年09月08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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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出自《道德经》,是道家的治国理念。《道德经》的思想核心是“道”,“道”是无为的,但“道”有规律,以规律约束宇宙间万事万物运行,万事万物均遵循规律。引申到治国,“无为而治”即是以制度(可理解为“道”中的规律)治国,以制度约束臣民的行为,臣民均遵守法律制度。 [1] 

“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过多地干预、充分发挥万民的创造力,做到自我实现,走向崇高与辉煌。“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作为。因为不违背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而为,所以无所不为,就是什么都可以做,只要你遵循道,遵循客观规律。

由来

春秋战国时期,五霸相争、七雄相斗,战争连续不断,社会动荡不安。面对动荡的社会局面,思想家们纷纷提出治国安民的大政方略:名家福导礼治,儒家则主张以德治国,唯独道家老子提出无为而治。作为献给统治阶级的人君南面术,无为而治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解析

无为而治本意并不是不为,是不过多的干预、充分发挥民众自我能动性,适于统治者。而儒家思想核心是道德规范,倾向于不妄为,适于每一个人。二者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这一点值得注意。

从治国理政的角度研究无为而治也是有现实意义的。所谓无为而治,就是通过无为而达到天下大治。什么是无为?从字面上看,无为似乎是无所作为、消极无为的意思,其实这是望文生义。老子所说的无为,绝不是什么也不做。他说过:“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这里的“必作”“治”都是有为的意思。“无为”并非是无所作为,而是以无为而有为。

道德经》的思想核心是”,“”是无为的,但“”有规律,以规律约束宇宙间万事万物运行,万事万物均遵循规律。

老子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而且强调“无为无不为”。

“道”散形为炁,炁聚形为“太上老君”——《老子想尔注

引申到治国,“无为而治”即是以制度(可理解为“道”中的规律)治国,以制度约束臣民的行为,臣民均遵守法律制度。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是以法(“法”同“道”)治国,而非人治;人过多的干预社会秩序则乱,法治则井然有序。“无为而治”对于帝王个人准则而言,即是清心洞察、知人善任,将合适的人才摆在合适的岗位上,具体事情分摊给臣下去做,不必事必躬亲。

适用范围

治理国家

无为而治是道家的治国策略,所以治国是无为而治的第一应用。为了贯彻无为而治的方针,各级政府官员尽量靠万民的自为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无治无不治,自己做好必要的服务工作即可;同时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信任和依靠下属,让下属去完成各项工作,自已主要做好识人用人的工作。 [2] 

企业管理

无为而治用在企业管理上,要求企业管理者从琐事中跳出来,主要抓好企业发展战略和识人用人的工作,至于具体的研发、技术、生产、销售等工作,要充分依靠员工和下属来做。高层管理者,要想真正做到在大事上有所为,而在小事上则有所不为,就必须实行“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管理方法,才能达到“君逸臣劳国必兴,君劳臣逸国必衰”的管理目的。 [3] 

教育领域

无为而治用在教育领域,要求老师和家长一定要尊重孩子的天性,充分信赖孩子的能力和发展潜力(即道家的自化能力),放手让孩子自己去试、去学习、去探索、去发现,甚至去破坏,哪怕他会失败会犯错误也不要紧,因为他会从这些失败和错误中学到很多东西,老师和家长要做的,就是给孩子创造必要条件,并做必要的辅助工作。 [4] 

杨朱哲学

杨朱主张个人本位论,但他绝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如前所述,杨朱提出了“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的观点,由于文献有缺,我们已不知杨朱是如何具体论证和具体发挥他的这个观点了。《说苑·政理》中的一段记载却弥补了这个缺憾。“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然。’梁王曰:‘……何以?’杨朱曰:‘诚有之。君不见夫牧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君且使尧率一羊,舜荷杖而随之,则乱之始也……将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谓也。” [5] 

在这个“童子牧羊”的比喻中,羊群“欲东而东,欲西而西”,享有充分的自由。而象征统治者、管理者的“童子”只是“荷杖随之”,并不乱加干涉。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以及关于国家只应起“守夜人”作用而不乱干涉经济活动的观点。虽然与亚当·斯密的近代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相比,杨朱的观点只能称之为古代朴素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但其历史地位则是不应低估的。 [5] 

中国古代自由主义理论的首倡者是老子。老子的无为论乃是中国古代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和“基本形式”。杨朱的“童子牧羊”论正是“无为而治”论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5]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管子的“或使论”。蒙文通指出《管子·白心》一篇,“阐或使之义为备”,这实在是慧眼独具。《白心》云:“天或维之,地或载之。”“夫天不坠,地不沉,夫或维而载之也夫!又况于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雷鼓之动也。夫不能自摇者,夫或摇之。夫或者何?若然者也。视则不见,听则不闻,洒乎天下满,不见其塞。”“或者”在古代汉语中,是指代一种虽暂时不能实指但确实存在的人或其他对象。在《白心》中,这个“或者”是指一种对自然、社会现象起基础和推动、支配作用的力量,其特点是“视则不见”,“洒乎天下满”。不难看出,这种“或使”论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如出一辙。二者的深层含义都是对客观存在但暂时尚未被人完全认识的客观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承认。 [5] 

白心》是主张“治无治”即无为而治的。《白心》云:“无益言,无损言。”与《白心》属于同一学派的《管子·心术上》云:“无为之道,因也。因也者,无益无损也。”蒙文通认为可视此论同杨朱的理论为“一贯之道”。蒙文通说:“物至自治,安用拔一毛以利之。拔毛以利,适为不利也。”“拔毛利之,则益之也,适乱之也。杨子之说,得《心术》、《白心》之言而义益彰。” [5] 

对于《白心》、《心术》作者的学派归属,当代学者看法殊异。蒙文通则径将其作者归属于杨朱学派。我认为,即使不同意蒙文通关于作者学派的归属,至少也应赞同他的以下观点:杨朱所云“人人不拔一毛,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杨朱本人的论证已不可知,而《白心》、《心术》篇的有关论点和论证正可视为杨朱观点的进一步“具体论证”和继续发展。杨朱学派和《心术》、《白心》的作者,作为一个一脉相承的流派或两个有一定联系的流派,他们都在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中国先秦时期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5]  。

实践范例

舜无为而治

古时,舜品德高尚,尧派他来管理天下。当时中原到处是洪水,以前尧派鲧去治理洪水,9年后失败了,舜就派鲧的儿子禹去治水。禹果然不负众望,13年后平息了洪水。舜和尧一样,对老百姓很宽厚,多采用象征性的惩罚,犯了该割掉鼻子罪的人,让穿上赫色衣服来代替;应该砍头的人只许穿没有领子的布衣。为了让老百姓懂得乐舞,舜派夔到各地去传播音乐。有人担心夔一个人不能担当重任,舜说:“音乐之本,贵在能和。像夔这样精通音律的人,一个就足够了。”夔果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孔子赞叹道:“无为而治,说的正是舜啊!他自己需要做的,只要安安静静坐着而已。”(“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西汉初年的实例

初几代统治者常常以秦亡为戒,认识到要取得一个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政治局面,就必须努力缓和阶级矛盾,与民休息,实行无为而治。于是,来自于黄老思想的君道无为、刑德相辅、节欲崇俭、爱民养民的观念就很快转化成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统治政策。刘邦去世后,孝惠、高后相继当政。《汉书》说:“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文景二帝继统之后,也继续将黄老之术作为治国方针。文帝以一藩王继承大统,其时羽翼未丰,所以他特别注意信任和依靠前朝重臣,故刘邦时代的功臣周勃、陈平、灌婴申屠嘉等人相继被任命为相。这样既融洽了新旧君臣之间的关系,又保证了高层统治集团的团结一致。文帝还多次下昭“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使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扩大了汉政权的统治基础。班固曾高度评价说:“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寝息。”(《汉书·刑法志》)景帝长期生活在黄老之术氛围中,其母窦太后“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在文景二帝统治时期,朝野内外,对黄老之术从之者甚众,著名者除胶西盖公、曹参之外,尚有陈平、陆贾黄生田叔等人。

 

百科x混知:图解文景之治

汉初统治者鉴于秦亡的教训及汉初社会经济的残败,将黄老之术中的无为而治、节欲崇俭、与民休息的观念转化成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黄老之术反对穷奢极欲,提倡“卑宫室而高道德,恶衣服而勤仁义”,因而,汉初推崇黄老的几位皇帝都十分俭朴。最具代表性的是汉文帝,他“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文帝在营建自己的陵墓时,还明确告诉后人不许起坟,不得以金银作装饰,陪葬品都用瓦器。汉初诸帝为了达到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目的,对农业更是十分重视。刘邦在统一战争刚一结束时就宣布复员军队,释放奴婢,要求因战争而流亡的人口返乡归农,复故爵田宅。文景二帝多次在诏书中强调:“农,天下之大本,务莫大焉。”他认为,“道民之路,在于务本。”他们还制定了许多具体的措施,如把务劝农桑、人口增加、土地开垦与否作为地方官吏考核的标准;设立“力田”官以劝农;将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以减轻农民负担;实行贵粟政策以提高农产品价格;又允许百姓入粟拜爵、入粟赎罪;将一年服一个月的徭役改为三年服一月,在“募民徙塞下”、实行屯戍制度后,甚至一度取消了戍卒令。这些政策的实施,使汉初社会经济迅速得到复苏与发展。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毫不掩饰地称赞说:“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而到汉武帝即位之时,“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在传统的农业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汉初社会经济取得如此成就,除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外,我们不能不考虑到黄老之术及其指导下所实行的各项政策的杠杆作用。

各派评述

1.老子的说法是:我无为而民自化。

2.孔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3.《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4.庄子韩非的观点是:君无为而臣有为。

5.黄老道家代表作《吕氏春秋》说: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

6.黄老道家的另一部巨著《管子》更是对无为而治下的自化过程和动力机制进行了生动的阐述:“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

7.司马迁的观点:“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道之所符、自然之验。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

8.郭象的观点是:无为有为是相对而言的,樵夫有为于斧,而无为于木;船夫有为于桨,而无为于水;上有为于臣,而无为于具体事务。

9.李贽的观点;人能自治,不待禁而止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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